月末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外婆家，之后去了南京路步行街，那个时候还有一家卖羊毛线的店，但我竟然没有注意看店名，里面阿姨妈妈很多，大多顶着一头和小绵羊一样卷的短发在用上海话大声议论、比较、讨价还价。
我和声势磅礴的阿姨们一起挤在窄小的过道里被推来搡去，看她们把货架下面几层翻得乱七八糟，线头全扯出来，耷到地上，被来来回回的人踩过后再被营业员草草团成一团放回去。
“你好，可以帮我拿一下最上面那卷灰色的线吗？”
我情急之下拽住一个营业员，她烦躁地自上而下看我一眼，“侬确定要伐？”
“确定。”
“小姑娘伐懂哦。”旁边一个阿姨看了我半天，最后用蹩脚的普通话说：“都是一样的！摆了高就卖得贵啊？都是噱头！”
“没事，谢谢。”我拿着毛线对她笑笑，匆匆去结账。
但直到我抱着毛线乘地铁再乘公交回到学校，把闲置的毛衣签子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秦皖。
我刚坐在床上准备开织，手机qq就响了，是一封十分简短的邮件：
“请各位考生于2016年x月1日上午9：00于徐汇区xx路xx号参加xx银行第xx届新员工面试，届时请着正装，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。”
最后是加黑加粗的四个字：“准时参加”。
之后又是一条短信，内容一致。
那天已经是二十九号了。
第二天我母亲发微信给我，说她同事的女儿也在上海，说这两天陆续收到了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面试通知，问我有没有接到通知，我没有回复。
一号早上我没有定闹钟，可凌晨四点我就醒了，蓬头垢面在床上坐到天亮，坐到太阳烤在背上火辣辣，可比火烤更让我煎熬的是那加黑加粗的“准时参加”。
等我气喘吁吁冲到面试大厅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，门口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男人头都不抬地说：“迟到了啊。”之后慢吞吞拿过一张表格放在我面前，水笔尖笃笃敲两下：“签到。”
还好他没抬头，因为我忘了穿正装，但因为大家当时都裹着外套，所以我混在其中还不太尴尬。
大厅里乌央乌央全是人，也不知道在等什么，或者在等谁，快十点的时候才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张意愿表，问你希望被分配到哪个区，愿不愿意支援郊区，简称：“援郊”。
我在表格最下面的嘉定区，宝山区，奉贤区，青浦区和临港新城前面都打了勾。
坐我对面的小男生眼睛在我那张表格上飘了不知道几个来回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抬起头借着扶眼镜的动作看我一眼，说：“郊区工资很低的，你只要打了勾，百分之九十九要被他们踢到郊区去的。”
“没事。”我笑着摸膝盖，“郊区挺好的。”
“你不是上海人？”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那就是百分之百了。”他再次扶一下眼镜。
之后我们又聊了几句，十一点的时候一行人过来，有男有女，男的行政夹克，女的西装裙套装，说说笑笑经过大厅往楼上走，再然后我们这帮人才被带上二楼正式开始面试。
二楼简直可以用逼仄形容，像从来没容纳过、也容不下这么多人。
惨淡的白炽灯一刻不停地发出嗡嗡嗡的振动，我跟着涌动的沉默的人群往前，被轮番带到不同的房间接受不同人的“面试”，但我觉得那更接近于审讯。
“老家哪里？”
“xx省，xx市。”
……
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都是银行的。”
一个花白头发的中年男人脸上稍许有了些笑意，像在无聊透了的过场里给自己找了一点点消遣，“哦，同系统的喽？”
“是的。”
他打了个哈欠，点点头，就没再说话，倒是旁边一位年纪更大的考官脸上有淡淡的愁绪，或者说怜悯吧，他扶一下眼镜问：“那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呢？”
我顿了顿，脑子里闪过舅舅的脸。